<p align="center"><img src="http://www.tjxww.cn/uploaded/2016/01/04/788e3e72ab5832b58d97c8d21ada2d22.jpg" alt="" width="360" align="" border="0" /></p> <p>　　早在4000多年前的昙石山文化就已显现出海洋文明的特征。古人称闽越人“只逐黄金不逐诗”，苏轼也说：“福建一路，多为海商。”魏晋时期，福州已是外贸主要港口，《后汉书》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东冶即福州。唐代开元年间，福州人唐益谦前往新疆的安西四镇经商，回程带回奴隶、牲畜、土特产在福州贩卖。唐天复初年，福州“人烟绣错，舟楫云排”。“填郊盈郭，击彀摩肩”。当时，闽商从海外运回的象牙、犀牛角、龙脑、珍珠等舶来品令中原人为之垂涎。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重视外贸，设外贸官榷货务，“雍容下士，招徕蛮夷商贾，敛不加暴”。为宋元海上贸易的兴盛奠定了基础。宋代福州是繁华的都会，出现了大批外贸商人。北宋真宗时，福州人林振从南洋购入香药而归。福州当时面阔一丈二尺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还出现了为海商提供船只的“番船主”。福州知州蔡襄《荔枝谱》记载：“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宋代，福州也是海外商船经常来往驻泊之地，宋王禹偁曾记有“占城、大食之民，岁航海而来，贾于中国者多矣，有父子同载至福州”。当时福州还有专门出售舶来品的商家。元代阿拉伯人、波斯人到福州传教、经商的很多，福州西北郊井边亭附近就有元代阿拉伯伊斯兰教徒的墓亭。福州双杭人、著名雕刻师陈孟千、陈伯寿就是从福州南台江启程去日本的。元初，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来过福州，其游记里记录：“这个城市的中央有一条河横贯而过，河面宽一英里，两岸都建有高大豪华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的前面停泊有大量的船只，满载各种货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出产大量的糖，有许多商船来自印度，装载着各种珍珠宝石，一旦售出，即可获得巨大的利润。”可见，福州双杭还是海外奢侈品的重要集散地。</p> <p>　　元代福州商人也常常到真腊(柬埔寨)做生意，据说真腊妇女很会做生意，中国商人到那里，必先娶一妇，以帮助做买卖。福州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福州双杭有一位海商贩货至南洋某国，当时行船以季风为动力，海商看时间还早，为排遣寂寞，在当地临时娶个番婆，海商欲启程回国时，番婆已有身孕，就暂时留下来。海商国内有老婆孩子，思乡心切，每次辞行番婆总是百般阻挠，就这么蹉跎了近十年。这一年，东南风又起，海商坚持要回福州，番婆说那好吧，我煮条鱼你吃了走吧，我们总算夫妻一场。番婆下厨去煮鱼。番地婆娘大多会巫术，海商与番婆生的女儿有些懂事了，悄悄对父亲说：“我母善巫术，爹爹如果吃鱼先从鱼头吃起，鱼就会在肚子里复活，跳滚冲突，爹爹必死无疑。”海商垂泪问道：“那怎么办呢?”女儿道：“你先从鱼尾吃起，爹爹恐怕还会长命百岁呢!”海商按照女儿的话做了，安然无事，顺利地回到福州与发妻团聚。</p> <p>　　明朝推行海禁政策，明朝又是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朝代。福建是烟茶主产区。烟草约在明万历年间由福建人从吕宋(菲律宾)引进，其时双杭因为闽江航道成为闽北优质烟草的集散地。明代，武夷山茶叶已享有盛誉。福州人徐火勃著《茗谭》对福州鼓山、福州九峰寿山、福清灵石出产的茶均有好评，上述茶叶均从港口双杭出口。福州万历年间秀才陈振龙原籍长乐，后移福州双杭达道铺，渡海前往吕宋侨居，该国是西班牙殖民地，番薯多有种植。陈振龙觉得家乡闽地缺粮，引种番薯将活人无数。西班牙当局严禁薯苗出口。陈振龙偷偷购了薯种，花钱买通关卡，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农历五月的深夜偷运回国。陈振龙将薯苗藤装入竹筒中，以细铁丝绑在船舷旁的海水中，在海上漂流七昼夜，终于带回福州，并在自家附近南台纱帽池试种，当年即获成功。福建巡抚金学曾大力推荐，鼓吹番薯“六益八利，功同五谷”。闽人感其德，将番薯称为“金薯”。纱帽池即今之双杭达道路原交警二中队所在地。郭沫若曾作《满江红》赞美道：“荫入藤篮试出航，归来闽海勤耕植，此功勋，当得比神农，人谁识?”</p> <p>　　由于中国的海禁政策，西班牙直接与福建贸易行不通，而菲律宾又有货物短缺之虞，西班牙欢迎福建商人到菲律宾贸易，历史上称之为“马尼拉大帆船贸易”。中国人到马尼拉后在该市东北部集中居住。中国运销马尼拉的生丝有细丝、粗丝、本丝、色彩丝，丝织品种有面纱、锦缎、白绸、彩绸、印花绢、线绢、天鹅绒等，成为中菲贸易的大宗商品。交易必须在5月底前完成，以便返航中国，西班牙人则将货物装上大帆船在6月底前运往美洲。中国货在美洲大行其市，滚滚美洲白银流入福建，福州人称之为“光番”。</p> <p>　　闽商下南洋也是海禁政策的直接产物。清闽浙总督高其倬奏称，出洋的人“闽人居十之六七”。可以作为许多族谱中“贩商南洋”、“商游吕宋”记载的佐证。经历了明代闽商的全盛，到了清代，闽商已显颓势，一方面是由于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另一方面则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东印度公司逐渐垄断了东南亚一带的贸易，加之粤商、浙商的崛起。但有清一代闽商仍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如以郑成功为首的郑氏海商集团，其贸易船队就经常驻泊在双杭港。其南向取粮食于惠州、潮州;北向则取木材于福州、温州;甚至一度垄断了与东南亚的贸易，这其中，双杭始终是郑氏看中的贸易良港。闽商中兼有“革命家”之称的黄乃裳，虽是闽清人，但长期居住在双杭，1899年黄乃裳去新加坡，后来在新加坡与马来亚诗巫之间从事贸易活动发了家，带了一大批闽清人到诗巫垦殖，命名为“新福州”，如今，“新福州”已是沙捞越州的第二大城市，他们中的许多人由垦农转而经商发家致富。我曾见过十几位闽侯县大湖乡的马来西亚华商后代，他们说一口流利的福州方言，我赞赏他们口音纯正，他们说：“你没听到我们社区里的印度小孩骂人也是用福州话，那才搞笑呢!”</p> <p>　　东南亚著名的华侨工商业家胡文虎，以制售万金油为世人所知，其发家经历颇似凌濛初《拍案惊奇》里文若虚的“转运汉遇巧洞庭红”。其实，其筚路蓝缕，创立之艰辛绝非常人可比。他全盛时生意网点覆盖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年销量万金油200亿盒，是抗日战争中捐款最多的华侨。当时的双杭是他联系中国东南与东南亚货运贸易的中转站，所以他在这里精耕细作，在双杭设永安堂分行，又配套捐建省立医院，以及文虎路、文虎小学;捐建福商中学文虎礼堂;并创办胡氏《星闽日报》。很显然，胡文虎是将双杭视为胡氏“海上丝绸之路”的国内总机关部。</p> <p>　　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清政府在双杭延平路设福州海防分府，此后官私的对外贸易就十分发达。 清末“五口通商”后，福州双杭近水楼台，进出口商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比较著名的有“华通”、“东升”、“新业”、“罗坤记”、“张德生”、“瑞丰”、“柯伯诚”、“泰生”、“裕来昌”、“联益”等，这些商行与东南亚及日本贸易，出口的商品有茶叶、菇、笋、纸、糖、竹木、海产品等。历史上的福州南台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茶叶出口地区，英语“茶”的单词为“Tea”，法语“茶”的单词为“The”，德语“茶”单词为“Tee”，这些外语“茶”的单词，最早都是从福州方言“茶”字读音翻译的。在近代史上，福州又与汉口、九江并称为“中国三大茶市”。福州茶帮中，以本地帮实力最雄厚，每年经营茶叶10万余担，价值约合当时的银元1400万元，占全福州出口总额的70%以上。当时，“恒远堂”商家是本地最大的茶帮，能够控制全福州茶叶经销的行情。南台茶市最盛时当在19世纪的60年代至20世纪初。世界各国的茶业市场，多从福州口岸采购茶叶和各种茶类商品。据海关统计，当时由福州港输出的货物总值中，茶叶类商品占80%左右。出口茶叶中，早期以红茶为大宗。19世纪80年代，福州出口的茶叶，约达六七十万担，多运销英、俄、德、荷等国。当时每年春末，许多外轮停泊在马尾港等待双杭港与海关埕港口的茶叶接驳装运。据《福建近代民生地理志》记载：福州砖茶外销，在19世纪70年代，发展颇快。随着外销业务的供不应求，福州开始用机器制造砖茶，从英国买回了机器在台江设厂制造，一连开办了三家，产品全部出口。清光绪元年(1875年)福州砖茶出口达620万磅，至光绪五年(1879年)增至1370万磅，到19世纪90年代，外国茶商转向汉口、九江采购，福州砖茶才开始没落。然而，很快被绿茶代之而起，20世纪开始，福州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新产品茉莉花茶，风靡世界。其他如功夫红茶仍是出口大宗，小珠绿茶、熙春绿茶、花熏茶等数量也不少。</p> <p>　　当时以下杭路的“生顺”茶栈及苍霞洲的“洪家茶”最为有名，“生顺”的欧阳康号称“闽茶王”，据说茶叶经香港总督推荐给英国王室，成为福建茶叶销往海外第一家;素有“刀牌香烟洪家茶”之称的洪氏企业更是声名鹊起，产供销一条龙，开辟了茶叶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在韩国、菲律宾、印尼、新加坡广设分号，并将生意做到美国、前苏联、欧洲，其企业的规模堪称行业的老大。据说，当年茶船出口海外千难万险，“洪家茶”的老板洪发绥率领众茶商，每于茶船出海之前，都要在天后宫祭拜妈祖，第一次在城里三坊七巷的郎官巷天后宫祭拜，第二次在双杭的尚书庙祭拜，并相沿成俗。</p> <p>　　民国时期双杭闽商实力不俗，以杨鸿斌、柯伯诚、邱映光最为有名。杨鸿斌幼时家贫，19岁时赴新加坡谋生，后创办“振光公司”，经营进出口贸易，并发展橡胶林、椰林种植业，成为槟榔屿的商业巨擘。他发起成立了“槟城福州会馆”，担任永久董事长。他热心公益，并在上杭街彩气山南建有彩峰别墅，该别墅建材全部由海外采购。港商柯伯诚，8岁丧父，后辍学经商，他担任香港“俊昌”、“伯诚”、“诚昌”等公司董事长，又兼任“香港福州十邑同乡会”、“福建同乡会”会长等职。邱映光是永安人，抗战胜利后住上杭街，主要经营木材进出口贸易。他逝世时，马英九送“积厚流徽”牌匾。</p> <p>　　双杭闽商创业维艰，可以说是在刀口上舔血。仅以邱映光为例，1921年9月，邱映光押运木材在沙县突遭卢兴邦手下40多人包围，邱被绑往尤溪，后被勒索3600银元，才得以安全归来。</p> <p>　　民国时期的双杭进出口贸易，多以台湾为目的地或中转港口。如“万通进出口商行”，先在福州采办土特产品，运到敌占区上海、沈家门等地，然后采购布匹、颜料运到台湾，再从台湾购回水果、名贵海产品。沿途虽经日伪、税警、海关、海贼抢夺，仍有利润10倍以上。“咸康”老板张桂丹、“广芝林国药行”老板徐建禧、潭尾街“慎和协”和上杭路的“福美纸行”等，为拓展进出口业务，有的迁往台湾，有的在台湾设庄。双杭的进出口商行往往自备货轮开辟航线，如“咸康”新设“进出口商行”和“闽兴船务行”，配套经营海上贸易运输;“惠生”号、“玉叶”号铁皮轮驶往香港，“同春”号机帆船驶往广州，“建国”轮驶往台湾。</p> <p>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双杭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亦带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英、美、德、法、俄、日等国商人接踵而至，先是英商在上杭街和崎顶开“记连洋行”，继之“紫云天”、“况壶天”、“亦桃源”等一批洋行相继开业，甚至还有一些假洋行，如“何元记糖栈”就挂着“葡商立生洋行”的牌子。海防前的华商安兴也挂着“英商洋行”的牌子。洋商为倾销洋货，采取多种手段控制福州进出口商品市场。最典型的做法就是缴纳大额保证金，以赊账、回扣、优待、赠送、奖励为幌子，行侵吞保证金之实;其二就是物色代理商为洋商服务。英商“卜内门”洋行的代理商“黄泰茂”老板黄锦云，预交保证金折黄金3680两，全部被“卜内门”福州分公司洋人戴美大侵吞。福州官府惧怕洋人，黄锦云欲告无门，只得宣告破产。危巢之下，岂有完卵，由此可见，旧中国双杭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何等的艰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