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港之地理形胜

　　1987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福州交通志》载：“新港河，东起六一中路新港桥，西经水运村附近分两支：一支西迄五一南路中选桥，与达道桥相接；一支北上穿国货路十二桥，迄机床厂西北，与琼东河相接。”这是新的新港河概念。

　　那么明代时所凿新港河在什么地方呢？福州旧志也多有叙述。如明王应山《闽都记》说在“河口尾”。清郑祖庚《闽县乡土志》说在“上王村”，“其南迳趋大江，其北可抵澳桥”。清《闽都别记》也说在水部门外。“新港之迅潮，大桥未涨，而新港已涨矣。舟楫如云，多胜迹。”但，清郭柏苍《汇释沙合新港开塞议论》说在“上王村”的是“旧港”。港之时开时塞，凿之时此时彼，或多有不准之述。但在“河口尾”之说者众。

　　“河口尾”在“河口嘴”之东，有两桥一厂一渡。

　　两桥：一桥叫“路通桥”，另一桥叫“河口万寿桥”。路通桥的历史最早。古谶云：“南台沙合，河口路通，先出状元，后出相公。”所以桥名“路通”，以博彩头。其地原属海涯，无路可通。刘宋时（南朝）建桥，因怒涛猛烈，定基屡被冲崩，难以成功。清《闽都别记》里有一段故事说，时晋安郡侯祷于江神，忽浮一大蚌壳，中有字云：“卿卿卿，铁磨心。不能定，余化金。”即于基座下添一直透盘石，遂成功。但未几，盘石塌。至陈宝应据闽重造，以黄金铸一长扁担，装黑假铁，衬于锁盘桥下，故至今无异。后有外国人懂得桥下有宝，要拆桥另造，乡人不肯，把外国人赶走了，才把路通桥保护了下来。有清拂如氏的《路通桥》诗曰：“昔年河口路无通，今日通来便不穷。直透蓬瀛三岛外，寻常紫气满桥东。”

　　桥东有“路通庵”，碑曰“盖闻路通桥建自唐贞观年间（627~649）经程国公建造”（“程国公”即程咬金），此碑为“清道光己丑年（1829）孟秋吉旦立”。但实际上并非如此。相传唐太宗为造福福州的风水，按照古谶内容，调拨十万两银子建路通桥。但那一年，福州水灾，被福州知府先用于赈济灾民，仅用一万两建桥。有人把这情况告了御状。皇帝大怒，即派程咬金为钦差大臣，持旨到福州查办。谁知程咬金查了半个月，倒来安慰知府说：“你做得好。本大臣回京替你说好话！”程咬金回京缴旨。皇帝问：“福州路通桥情况如何？”程咬金回道：“路通桥非常壮观。臣站在桥头，都看不到桥尾！”原来路通桥为石拱桥，桥身隆起比人还高。所以站在桥之头，看不见桥之尾。皇帝一时高兴，也不深究，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于是，留下了“程咬金”的不朽芳名。其实，经过考古鉴定，路通桥为刘宋时期的建筑。说建于唐代，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

　　另据新编《福州交通志》记载“河口万寿桥，俗称小万寿桥”，位于南公园东边进贡厂，为清康熙七年（1668）五月，鼓山僧成源与乡人柯应寀等共同募资建造。又传说，河口万寿桥称尚公桥，明正德七年（1512）市舶太监尚春捐俸而建。“先是番舶至，有司旋架木通行，去复撤之。”

　　一厂，则为“进贡厂”，也称“柔远驿”，俗称“琉球馆”。据考，明成化十年（1474），负责对外贸易的市舶提举司，从泉州迁福州乌山之北（今道山路），同时在河口设进贡厂和柔远驿。当外船开到闽江口，巡检司则先向各有关衙门申报，并派把总一员、千户或百户一员率军士随船护送其到闽安停泊候验。第二天，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各派官一员，带通事及匠作人员登船检验文书记载及货物数量。验好无误，密封船舱货物，由巡检司派员带往福州市舶提举司，经查实后存入进贡厂，并安排进贡人员住进柔远驿，听候会盘。

　　再说“河口渡”，则为明清两代的琉球进贡船在福州停泊的渡口，因而成为福州四大名渡之一。河口地区，也因此成为两地人民贸易的市场，更有甚者，有“河口闽籍三十六姓”被派往琉球，后定居在久米村，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

　　总之，在河口尾开凿新港是最有意义的。

　　新港直通闽江之潮

　　从现在来说，在河口尾的路通桥有3个可通闽江的河口：一是过沙合河到彬德桥，二是过瀛洲河，三是经光明港到鸭牳洲。其中，光明港最便于通行。2001年由福建省地图出版社编绘的《福州市地图册》，其中新港河越过了“六一中路”新港桥，到光明港的“西段”。这倒很有见地：一、新港原本就与光明港相接，未有“六一中路”的时候，也没有“新港桥”，所以而今光明港的西段本来就属于新港的范围。二、“ 乾隆十三年（1748），亢旱八阅月，东关外村民以新港塞不便，环请疏凿。”今光明港在福州之东南面，所以“东关外村民以新港塞不便”。三、今光明港在河口之东。闽江之潮从东而来，所以才有“大桥未涨（潮）新港先涨（潮）”的奇迹。

　　观形度势，笔者以为与现在“新港河”相连接的光明河及其“支河”，可直通闽江，至少应是明代“直渎新港”的一个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