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冷战随着苏联的解体黯然落下帷幕，风头无二的华约阵营分崩离析。

　　一时间，东西方两大集团突然都陷入了幻觉。

　　一方眼看着昔日庞大的国家，在一夜间改旗易帜，荣誉、信仰、价值观等等，都经历了颠覆。社会主义死了吗?他们在问。

　　而胜利来得太过突然，让另一方恍然间看到了西方拯救了世界，民主成为美好生活的灵丹妙药。历史终结了!他们庆幸。

　　但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真的成为人类历史上所有政治制度的顶峰了吗?实践证明，历史的终结只不过是西方民主鼓吹者的幻觉。

　　贫穷、饥饿依然困扰着很多发展中国家，生存权依然是一些国家最奢侈的权利。一些移植了西方民主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得到传说中的繁荣，反而陷入了无休止的分裂和征战。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西方民主的水土不服，正是说明了任何一种政治制度的效能最大化，必须植根于当地的文化传统、思维习惯，以及政治传统。只有在此基础上的政治变革，才可能成功。

　　中国这些年来的发展，恰恰走的是温和的改革道路，而不是颠覆性的休克疗法。传统和先进发展经验、发展模式的结合，成就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试验过的成功经验，都可以概括为“中国方案”。

　　前些年，正当中国高速发展的时候，国际学界创出了一个新词：“中国模式”。这个提法试图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和提升。不过，虽然当时学界讨论很激烈，中国官方一直保持谨慎态度，没有公开承认“中国模式”。

　　模式，就是一种套路，暗含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意味。不过，中国在发展中，一直强调“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但这种自信有别于西方不少“历史终结论者”的文化自负，我们是包容的，不是排外的;是共赢的，不是非此即彼的。因此，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所谓模式不是固化的标准，而是发展的实践，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里用了一个更谦虚、严谨的表达：“中国方案”。

　　方案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答案，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作出调整。中国不是江湖郎中，不会夸“包治百病”的海口，中国是高明的中医大夫，会随症施治。这种发展的实践哲学，也就是中国人“与时偕行”“日新其德”的治国智慧。

　　随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方案，但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用丰富的实践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是中国治理的“体”，随时代变化而生发的各类政策、手段，都是“用”，体用结合，万变不离其宗。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中国方案”，而不用“中国模式”的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中国方案”的时候，完整的表述是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不仅是解决问题，而且是为了构建更加美好的人类社会制度。什么是更好?正因为现有的所谓普世模式、制度没法给人类社会问题带来更有效的解决之道，所以，中国这几十年实践积累下来的经验才弥足珍贵。而且，中国的“药方”不仅仅是治病，还要调养，让身体更健康。这也是“中国方案”有别于其他模式、制度的原因。

　　前面说过，“中国方案”不会是现成模式，随便可以套用。“中国方案”的背后是深刻的中国哲学，所谓体用不二，既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顶层设计指导实践，实践又会不断修正完善理论。

　　“生生之谓易”，中国人的哲学是变易的哲学，我们的文化传统就是一直在时间流中把握世界。这种哲学观其实也被共产党人所吸收继承。无论是实事求是，还是与时俱进，实践检验真理，都是要在时间的积累中把握规律。

　　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国方案”没有句号，是一个开放的答案，但注定会带上浓厚的中国特色，无论从发展理念、哲学、实践来说，都应该逐渐建构起一套“中国方案”的坚实内核，而它的强大支撑，便是来自这块土地上的“中国实践”。（张远晴）